其实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：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，大多是“十项全能”，能写就能画，还能写写诗搞搞篆刻。有在某一项上特别有名的，但几乎没有“偏科”的。比如说王羲之，我们知道他的名头大多是“书法家”，这是他的自画像：

同样，

这是书法家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：

还有诗人王维的《辋川图》（局部）：

很神奇对吧？而且这样的现象，只集中，而且大规模地出现在了中国文人身上，不仅仅是历史上这些有名有姓有才华的，即便对一个普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，下班回家画两笔，提首诗，再印上心爱的小闲章，也不过是日常娱乐活动而已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？其实倒也不能说是中国人生来就有这样的艺术细胞，咱得追根溯源，看看中国书画是“怎么来的”。

那是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，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咱们的祖先还没有把文字发明出来，但是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得记录呀：比如什么时候开始种地，比如每年这个时间开始下雨，比如隔壁王老二欠我两斤麦子，再比如什么地方交什么赋税，占卜的时候祖先和神明给了什么指示……大大小小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，哪里有需要，哪里就得有发明，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——甲骨文应运而生。

我们看看甲骨文长什么样：

什么叫“书画同源”？这就叫“书画同源”。

照着山画出了“山”，照着井画出了“井”，字和画是一件事儿，都是把眼前万事万物抽象成一个符号，一个图形，组合起来，去表达自己的意思。

再后来，文字就慢慢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子，绘画也从石头上、山洞里搬到了绢帛上、纸上，但我们对“书”和“画”的审美仍然是一致的，什么形状啊、颜色啊，那都是表相，像不像的也不重要，有“意境”的才是最牛逼的。

这里可以说一个很有名的典故：吴道子和李思训画嘉陵江。话说唐朝的时候，唐玄宗特别向往蜀地山水，但是他是皇帝嘛，待在皇宫里哪儿都不能去，那怎么办呢？玄宗也挺有招，派了两个宫廷画师去蜀地出差，把蜀地的山水、风景画下来，带回皇宫给他看。这两位被唐玄宗派出来的宫廷画师，一位叫李思训，另一位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吴道子。

这两位画师从嘉陵江的源头嘉陵谷顺流而下，一路游览，李思训勤勤恳恳，吴道子吃吃喝喝，李思训描描画画，吴道子溜溜达达，回到皇宫的时候，李思训顺利上交作业，吴道子说，别急，我现在画。于是，三百里嘉陵江一挥而就，一日完工，其神采、意境秒杀隔壁三好学生李思训。

唐玄宗被这波骚操作震惊，给吴道子赐名“道玄”，吴道子自此名满天下，更被后世尊为“画圣”。

吴道子《三百里嘉陵江》（局部）

中国自古能工巧匠无数，但真正称神封圣的都不是一板一眼，精雕细琢之流，被一代一代传颂，流芳百世的，是坦腹东床的王羲之，是颠张醉素，还有“好酒使气，每欲挥毫，必须酣饮”的吴道子，和“绣口一吐，就是半个盛唐”的李白。对中国人来说，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，笔墨本身无非是“技艺”，笔墨背后的意趣与精神才是“艺术”，“书”与“画”，看着是两件事儿，实际上也是一件事儿。

所以，在中国的宋代和元代，特别流行的就是文人画，诗书画印，浑然一体，兴之所至，信笔拈来，不在乎技巧，无所谓细腻，讲究的就是一个“真性情”。所以张延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说：“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，故能书者皆能画”，赵孟頫也在诗里说：“石如飞白木如籀（zhòu），写竹还需八法通，若也有人能会此，须知书画本来同”。

苏轼《枯木怪石图》

以上，中国的“书”和“画”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楚了，同源而来，也同为中国文化，中国文人精神气度的载体，书到极则可为画，画到极则可为书，更非偶然。